关于「我与我想成为的角色」
不管身处哪个时代，我们总会谈及工作的意义，毕竟它在我们生命中占据的时间很长。
虽然赚钱是工作的主要目的，也会被很多人当成唯一目的，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被头衔/岗位所代表，期待通过工作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长成梦想中的角色。
你是谁？你想成为谁？
我与我想成为的角色
秦思瑜的故事
秦思瑜是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的项目经理，也是因参与了悦享新知的两次训练营（监测评估和需求分析），而与我们有深度交流的一名资助工作者。
2021年对于思瑜来说是有所悟的一年，也是走向自己理想的资助工作者有所突破的一年。
“如果说我的目标是100分，现在我可能走到了10分，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我的心态更稳了：知道这是个长期的工作，急不得；知道自己有自信应对前路挑战，不慌张”，思瑜在访谈中如是说。
她的话语中保持着一直以来的谦逊、自省到对自我甚至有点严苛。
我们理解她，但是也充分知晓：她在资助工作者这条路上达到的，远不止10分。训练营的伙伴们知道，跟她合作的伙伴们也知道。
我不想只对伙伴们说“正确却没啥用的废话”
思瑜当时报名训练营源于自己的一个观念。
“对我来说，要知道怎么去判断伙伴在需求分析和监测评估这两件事情上做得好不好，那我自己一定要会做。”
对于成效导向的资助，需求分析和监测评估是关键，也是资助官员期待伙伴们能够做好的。
关于这两件事，思瑜觉得自己只学了些皮毛，诸如概念和一些原则。她在跟伙伴沟通中，心里很没底。她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只会说“正确却无用的废话”的资助官员。当伙伴在和资助官员交流自己在复杂情境下的思考和具体策略选择时，如果资助官员无法进入到这个情境，只站在原则层面沟通时，是不利于双方深入合作的。所以她希望自己能够系统地学会去做。
思瑜说自己以前会零散地阅读文章或相关的工具书去学习，但是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信息的吸收，即认知层面的知识积累。
积累本身没问题，但是若知识未形成系统的联动，且没有合适的场景来练习输出和使用，那么知识就还停留在“有用的信息”层面。思瑜也发现了这一点：自己在这两件事上进展缓慢。
“我是一个惰性很强的人，训练营共学的压力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动力。我非常喜欢实践作业中的设置，直接告诉我有1234步，我就照着去做就好。自己做了，就是在积累一线经历。这些经历再叠加反思，才会形成对‘概念’的立体理解。”
思瑜这样表述两次训练营对她的重要收获：完成了一轮底层认知升级。
说起来可能比较抽象，思瑜自己也说很难去用语言具体表述，但是她在跟伙伴们沟通时，发现自己的有些东西变了，伙伴们也能感觉出来。
在跟伙伴沟通项目分析时，思瑜可以比以前更清楚伙伴在需求分析这里做的如何，看到好的部分也看到不足。最关键的是，她能够去理解这个不足背后伙伴们可能的状态，并根据状态去判断给出合适的反馈。
“我以前看到伙伴的项目设计时，心里会觉得没底：似乎觉得不对，但是不知道哪里不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给反馈。现在不会那么思绪混乱了。我没有觉得自己一定是正确答案，或者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在。只是对比下来，我更能设身处地理解伙伴，并能够从伙伴所处位置出发给建议，不会只是在讲正确的道理了。”
学习就如同挖井，每一步的积累都很重要，训练营帮我打通了最后一公里，让我找到了水
自我效能感提升，是大多数参与训练营的伙伴的普遍感受。
这个抽象的名词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思瑜给出了她的答案。
“资助工作是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要突破的东西很多：最开始可能是判断项目设计；再进一步是理解伙伴项目设计背后的原因，进而理解团队；再进一步是要思考什么样的谈判策略既能让观点不同的伙伴和你不至于谈崩、还能获得彼此理解等等。不是说我打完了一个大怪兽就可以躺平了，而是打完了一个发现，背后可能会有更大的怪兽在等着你。”
思瑜也坦诚地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到很有信心的状态。它可能是波动的，完成一件事情后有了小小的成就感和信心，然后发现要去迎接一些更大的困难，可能又会发现自己的短板，又会有一个痛苦的爬坡。
效能感的最大体现大抵就是在一次次爬坡中，自信和掌控感慢慢占据上风，取代焦虑和茫然吧。
“我的aha时刻是需求分析训练营的一次关于资助计划的加餐。我记得当时高瑞在分享她过往是怎么做资助的，从资助一个项目到资助多个项目，在一个议题上形成组合效应。”
这次加餐对思瑜来说是一次启发，也让她看到了自己可以长成的能力：从知道怎么去判断一个项目有效性到怎么从一个议题的角度去思考不同的项目组合。
将终点定为100分，思瑜觉得自己现在只达成了10分。
她不希望暂停在10分的地方，而是希望带着自己对资助工作者的使命感和价值感走得更远，比如从讲清单个项目成效，到让自己资助的项目组合实现1+1>2的效果。
如果说以前的思瑜对前路是忐忑紧张的，现在的她则比以前更笃定，既充分理解资助工作的长期性，不求速成，却也并不畏惧“打怪兽”。
资助官员，既是一起打怪兽的伙伴，也是需要补充弹药的战友
“怪兽”一词让我们联想到公益人要解决的那些复杂的却又没有足够资源来解决的社会问题。
如果将这些社会问题比作一个个拦在路中的怪兽，那么资助官员和项目伙伴就像是斗怪兽的勇士，他们按照各自所长组队，协力让一个又一个怪兽消失，最终完成任务，找到宝藏或是救出所爱。
因为资助的所长在“给予资源”，他们似乎就被放置在了权力上位。对于权力上位者，很容易的一个联想是：他们是全知全能的。
这忽略了资助本身也是一份需要人来完成的工作。是人，就会有自己的弱点和盲区，同样的，也需要来自外界的理解与支持。而因为这部分群体在有资源的“高处”，他们某种程度上也被剥夺了为自己需求发声的权利。
那么资助官员到底需要什么呢？思瑜对此的回答是在成长过程中，对于过往经验的梳理和复盘。
“资助官员最重要的学习来自于资助实践。而在资助实践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学习来自于从那些你资助的活生生的一个又一个案例。如果你能从这些案例中梳理出经验，并做好有效地复盘，那将是非常非常快速的成长。”
思瑜觉得自己几乎所有的“精进”时刻，都来自于对实践的梳理和复盘。
但是当身处在这个过程里，其实要自我复盘是很困难、辛苦的，因为你自己可能已经被那些愤怒、沮丧的情绪所包裹，没办法理性思考。
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理解你、愿意听你说，并且帮你梳理，那你就能实现跨越式成长。
思瑜觉得自己很幸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机构内外部的支持者。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能够通过机制设计让更多在行业内的资助官员获得这样的支持。
资助官员需要有自己的支持体系，它可以是类似社工类的督导系统：
有一群兼具专业性和基础素养的老师、协作者或教练，带着资助官员打开认知，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
一个优秀的资助工作者，第一步要学会真正倾听和理解
当思瑜被问到她心中那个100分的资助工作者长什么样时，她给我们分享了两个重要特质。
- 第一个是愿意听别人说。
当跟别人谈项目时，一个好的资助官员应该是保持空杯心态，愿意去倾听和理解别人。
大部分资助官员的工作需要看很多项目然后做选择，不可避免地就会进入批判和评价视角。当这种视角成为工作惯性时，资助官员会越来越强化自己内心的“正确标准”，只会看到现在与“标准”间的差距，很难去理解项目伙伴。
好的资助官员会时刻提醒自己，去理解你所面对的伙伴。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背后的原因以及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而不是用一种评价将自己的“标准”强势输出。
即使你表现得和蔼可亲，但是当你心中满是批判和评价时，伙伴们在沟通过程中也会有所察觉，接下来可能就会产生对你的不信任，以及吐槽你的专业性：不懂我们的项目。
- 第二个是认识人和世界的复杂性。
以前的思瑜在跟伙伴们沟通时，总是希望能够将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断简化，但是随后发现当简化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就变成了空心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因为真实世界的复杂性随着简化的过程消失了。
好的资助官员一定是有洞察的，不仅能够看到你所面对的这些项目和问题还有组织的复杂性，同时能够在复杂、环环相扣的系统中找到更关键的点，发现事情背后的价值，以及自己（资源）应该在里面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本身也是一个资助官员专业性的体现，也是让伙伴们能够产生信任的基础。
在跟思瑜对话中，“信任”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为什么资助官员与项目伙伴的信任关系如此重要？
我想了很久，却最终释然：
毕竟是要一起打怪兽的队友，勇士间比金坚的信任，才是这个队伍能最大化各自优势的基础。
对了，还有那个重要的目标——
为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亦或是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本文基于与秦思瑜的访谈整理成文。
